宝琳·韩森领导的一国党人气一路飙升（图片来源：x.com/Pauline Hanson）
近期，澳洲政坛正在发生某种颠覆性的变化。宝琳·韩森领导的一国党人气一路飙升，支持率甚至超过澳洲工党与联盟党。这个曾经在边缘挣扎近三十年的小党，如今突然成为澳洲政治版图中的重要力量。而韩森提出澳大利亚“必须实行单一文化”的呼声，更像一声惊雷，在社会舆论中掀起巨大反响。
目前澳洲华人总人数大约130万。多元文化政策，确实为华人定居澳洲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空间。但随着一国党的崛起，华人群体内部在精神层面出现明显分裂，一些试图支持韩森观点的声音，迅速遭到围攻。
悉尼唐人街迪克森街（图片来源：Chen Hualin/维基百科）
我曾在一个澳洲华人作家微信群里“凑热闹”，群友多为出口成章的文人，也是华文网络平台的创作者，在某种意义上，也算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关于“多元文化”优劣的讨论中，文人的思维逻辑也开始出现混乱。
其中一位作协会长，在多元文化的旗帜下如鱼得水，几十年来将华人移民澳洲的故事整理成书，并曾向澳洲政府申请基金试图扩大影响力，在澳中之间谨慎平衡利益得失。他对如今多元文化被韩森“一元化”言论冲击深感不解，甚至近乎愤怒。他说：
“有一个问题我很不明白，什么是澳大利亚人？不能讲中文？不能开中餐馆？不能过春节？我们有些人在澳洲几十年，甚至英文都不会说，难道要把他们赶回中国吗？”
在这类叙事中，“放弃多元文化将导致回到白澳主义”的判断，几乎成为微信群中的基本共识。
当然，这类观点在微信群里往往不容反驳，也难以进行理性讨论。几位持不同意见的作家很快被移出群聊。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华人对多元文化的兴衰如此敏感？原因当然复杂，但作为移民国家，澳洲政策的每一次转向，都与华人群体的历史经验密切相关。
最早大批华人登陆澳洲是在淘金时代。华人劳工与欧洲淘金者之间曾发生强烈的利益冲突。为缓解社会矛盾，1901年澳洲联邦成立后即推行“白澳政策”，限制亚洲移民权利，华人首当其冲。
1900年左右，墨尔本春街国会大厦外(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二战结束后，“白澳政策”长期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直到1972年，曾经因宣扬社会主义而遭靠边站了23年的澳洲工党终于在大选中获得胜利，成为了执政党，新总理惠特拉姆上台后，开始系统废除该政策，并迅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白澳政策”的终结由此进入实质阶段。
废除“白澳政策”后的第一批大规模受益者之一是越南难民。他们为逃离越共统治，经海路抵达澳洲，在近十年间约有十万越南人定居澳洲，这是澳洲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接纳亚洲难民。
随后，澳洲又接收了相当数量的黎巴嫩穆斯林难民。
与此同时，澳洲政府积极推动“多元文化主义”，并将重心转向亚洲。1988年，政府提出加强亚洲语言教育，同时推动对亚洲的英文教育输出。
1989年，霍克政府正式将多元文化确立为国家政策，其核心是倡导“不同文化的共存与融合”。
第一批重要受益者之一是中国留学生。当时中国年轻人收入极低，却背负沉重负债来到澳洲。六四事件后，大量中国留学生获得人道主义居留机会，在短短几年间，约二十万华人定居澳洲。
随着亚洲移民持续涌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但也引发部分澳洲社会的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就是宝琳．韩森。她进入政坛后曾直言：“澳大利亚正面临被亚洲人淹没的危险。”当时几乎所有主流政党都将其视为种族主义言论。
在政府推动下，各类民族语言学校与社区组织在全国扩展，多元文化社区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例如华人社区、越南社区、穆斯林社区等。不同的文化共存了，却没有真正融合，文化并行仿佛是“国中国”。
其中发展最迅速的当属华人社区。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堪培拉传递期间，大量华人与留学生在中领馆的授意下从悉尼、墨尔本等地赶赴现场，整个火炬路线几乎被五星红旗覆盖。部分抗议者受到强烈对抗，国际媒体甚至形容现场“仿佛置身中国”。
那一年，澳洲总理是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陆克文。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与中澳关系进入蜜月期，澳洲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更关注经贸合作，却逐渐忽视外部影响力的变化。此后十余年，中国对外影响力通过文化交流、社团网络等方式扩展至澳洲社会每一个层面，一些华人社团也视与中共官方层面保持密切联系作为必要的生存法则。
在这一时期，悉尼市长Clover Moore推动每年举办规模盛大的中国新年花车游行，成为除中国之外最大的新年庆典之一。中共官方不但从中国派出强大阵容参加该游行活动，中共大使更被邀请与悉尼市长一同为游行队伍开道，以致许多民族社区，如台湾社区等拒绝参加活动。
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全球环境中，一边高举多元文化旗帜，一边追求社会和谐整合，几乎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国际法庭否定中国“九段线”主张，澳洲政府公开支持国际法立场。但在墨尔本，却有数千华人举标语游行，要求政府支持中国立场。这一事件引发关于“华人忠诚度”的广泛讨论。
2020年，澳洲参议院举行有关海外侨民的听证会，自由党议员Eric Abetz要求几位华裔证人表态“是否谴责中共？”，相关证人拒绝回应，此事引发华人社区强烈反弹，并指责其为“种族歧视”。
此后，澳洲通过《外国干预法》，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了红色势力对澳洲社区的影响，但“忠诚与认同”的争议并未消失。
2021年，澳洲九号台播出了一档关于“与中国开战”节目，并邀请几位学者作辩论，其中一位被称为华裔政治新星的先生（目前是新州下议员）表示，澳中一旦发生战争，在澳的上百万华人将被送进拘留营。虽然他只是以恐吓华人的方式来加强“反战”立场，却也证实了一种现象，绝大多数华人名义上已经归属澳洲人，但他们依然拥有着中国心。
以巴冲突期间，2025年悉尼海港大桥曾爆发大规模游行，约十万巴勒斯坦支持者上街示威，引发对移民政治认同问题的再次讨论。
数十年来，在左翼推动下，多元文化成为英联邦多个国家的重要政策方向，包括英国与美国，但真正将其制度化的主要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与新西兰。
其中新西兰强调毛利人与欧洲后裔共同构成国家认同。
加拿大是最早将多元文化写入国家政策的国家，由现任总理特鲁多之父于1971年推动立法，其模式曾影响全球。
然而半个多世纪后，加拿大也面临社区隔离、语言分化、住房压力等问题，甚至一些宗教团体与加拿大世俗法律之间的冲突，引起民怨四起。这项曾被视为加拿大国家名片的多元文化政策，如今正面临自创立以来最广泛的社会检讨。
英国早在十几年前就对多元文化提出质疑，2011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讲话中曾公开质疑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认为其导致社区隔离与极端主义滋生。
但首相的警觉并未阻止英国的多元文化走向衰弱，如今伦敦穆斯林人口约占15%，并产生首位穆斯林市长。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也多次批评伦敦因移民政策“改变了面貌”。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虽然也支持多元文化，却不存在所谓的多元文化政策，因为政府更强调“国家认同优先”的融合模式，更接近“大熔炉”逻辑。所以美国实际是一个一元国家。
回到澳洲，宝琳·韩森的立场并非突然出现。她从当年的众矢之的到如今支持率快速上升，她的观点始终没变，真正变化的，是社会对现实的认知。
韩森长期强调，多元文化削弱国家凝聚力，导致“平行社会”的形成。她主张澳大利亚可以是多族裔社会，但必须在统一价值观与规则之下运行。
她提出：“Australians must live under one cultural umbrella。”（澳大利亚人必须生活在同一个文化“伞”之下）。
她并不反对各民族文化的存在，而是反对文化并行而不融合。她强调共同规则高于文化差异，并用足球队作比喻：不同背景的人可以组成团队，但必须遵守同一规则。
她也主张控制移民规模，更强调，限制来自“极端主义国家”的移民，对来自“被认为有风险国家”的移民更严格审查。
韩森曾公开表示中共是“威权政权”，但她没有公开反对中国移民。她曾说，有些社区在家庭内部主要使用本国语言（如中文、阿拉伯语等），她认为多元文化未能有效促进英语融合，导致“语言隔离”。其核心仍是“社会整合问题”。
尽管澳洲政府仍在制度层面维持多元文化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已有收缩趋势。
莫里森政府时期，澳中关系基金投入约4000万澳元，但在华人社区融合项目上面临复杂局面，一方面需要服务华人群体，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分辨红色势力对哪些组织及个人存在影响。
此外，有报告指出，澳洲在亚洲语言教育投资方面已明显收缩。
在经历近40年的发展后，澳洲引以为荣的多元文化政策正面临重新评估，韩森只是撕下了那片无人愿意触及的伪装。
距离澳洲下一次联邦大选还有不到两年，一国党的崛起势必继续影响澳洲政治版图，而多元文化争议，也将成为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