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习近平能够在上台之后不断重构权力结构？（图片来源：Buda Mendes/Getty Images）
多年以来，不少人在评论中国政治和政局时，总喜欢把习近平时代的形成归因于一次“看错人、选错人”的政治误判。
一种流行的叙事认为，当年无论是党内元老、江派、团派，还是各方政治力量，都把习近平视为一位性格稳健、行事低调、容易协调、能够遵循既有政治规则的人。原本各方都希望通过权力平衡实现利益最大化，却没想到最终推出的，却是一位不断突破既有规则、持续强化个人权力的领导人。
于是，很多人得出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结论：习近平的上台，是江胡时代最大的政治误判。所有派系都以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可以掌控的人，最终却共同造就了一个无人能够制衡的人。
这种解释很有戏剧性，也很符合人们对于历史转折的想像。它把复杂的政治变化浓缩成一次识人失误，把整个时代的转向归结于某场高层政治博弈中的意外结果。
然而，“看错人”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是习近平上台，却无法解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习近平能够在上台之后不断重构权力结构？
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他们为什么选中了习近平，而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政治运行框架之下，一位最高领导人仍然能够一步步突破既有约束，持续加剧权力集中。
如果一种政治秩序，仅仅因为出现了某一个强势人物就能够被迅速改写，那么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而在于这个秩序本身从未建立起足够稳定的约束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毛泽东时代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力结构，邓小平试图建立一套新的政治运行方式。集体领导、任期限制、干部退休制度以及接班安排逐步形成。表面上看，中国政治似乎开始从个人统治走向制度治理。
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这些规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惯例。
制度与惯例最大的区别在于，制度能够约束个人，而惯例只能约束愿意遵守惯例的人。
所谓集体领导，从来没有形成独立于最高权力之上的制度安排；所谓任期限制，本身也只是政治共识，而非不可突破的政治边界；所谓派系平衡，也只是权力分配方式，而不是权力制衡机制。
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所呈现出的权力平衡局面，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几个特殊条件之上：最高领导人愿意进行自我克制，党内元老仍然拥有足够影响力，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形成相互妥协。
但这些条件本身并不稳定。
随着元老政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原有的仲裁机制开始消失；与此同时，派系共治虽然能够维持平衡，却往往伴随着决策迟缓和组织效率下降。权力分散在不同利益网络之间，既限制了个人权力，也削弱了中央的组织动员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集中权力不仅成为一种个人选择，也逐渐获得了体制内部的现实需求。
而习近平恰恰利用了这种结构条件。反腐运动成为重新整合组织权力的重要手段；国家安全叙事不断扩大政治议题的边界，使越来越多领域被纳入统一领导；大量中央领导小组和委员会的建立，则进一步将原本分散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
从结果来看，习近平并不是从外部推翻了原有规则，而是在原有规则之内，利用规则赋予的资源，完成了对规则本身的重构。
因此，把习近平时代完全理解为一次“看错人”的历史事故，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因为如果问题仅仅在于看错了人，那么换一个人，也许历史就会走向另一条道路；但如果问题在于制度本身缺乏对最高权力的有效约束，那么即使不是习近平，也仍然可能出现另一个不断扩张权力的人。
历史上许多掌权者在获得权力之前，都曾承诺克制、改革与开放；而在获得权力之后，又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边界。这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的道德特别败坏，也不是因为某些人的性格天生特殊，而是因为权力天然具有扩张自身的倾向。
所以人们不能把希望寄讬于掌权者的善意，也不能寄讬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克制。因为权力几乎不会主动限制自己，既得利益也很少会主动削弱自己。真正能够限制权力的，从来不是掌权者的个人品质，而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真正能够保障自由的，也不是某种开明统治，而是公民权利对于国家权力的制度性约束。
分权不是为了降低效率，而是为了防止权力失控；宪政也不是为了削弱国家，而是为了给权力划定边界。归根结底，一个健康政治秩序的根本，不在于期待出现一个永远正确、永远克制的领导人，而在于建立一种即使出现最强势的领导人，也无法轻易突破的制度结构。
看错一个人，也许只是一次偶然；但把约束权力的希望寄讬于权力自身，则往往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历史悲剧。这个版本最后已经不是“政局评论”，而开始触及政治哲学层面：权力——制度——权利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