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林荣基出席香港七一游行（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近日病逝台湾。关于他来台湾几个时序大致是这样：
2015年，铜锣湾书店计划出版有关习近平情史和私生活的书籍，同一时间，书店股东、管理阶层很快全遭到中国关押，包括林荣基本人是在深圳被抓，瑞典籍股东桂明海则是在泰国强行被带走，当时这几起书店老板“失踪记”，另外引发了所谓中国“跨境镇压”、“长臂管辖”议论。
2016年，林荣基被深圳公安监视居住半年余，获准交保返港候审。
2019年，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容许当局以个案形式把逃犯从港澳引渡至中国受审，林荣基因“前案在身”，不想再被引渡到中国，于是决议到台湾定居。
2020年，林荣基的“铜锣湾书店”在台湾重新开幕，矢志：铜锣湾书店在香港做不到的事，或被禁止的事，将在自由的台湾，进行下去。
至此，一间原本的“香港独立书店”，在中港政府联手压迫下，辗转成了一间“台湾的独立书店”。如果理解一间书店关乎一座城市的意义，我们或许也可以这么说，林荣基因个人境遇，亦一并把自家书店的灵魂带到了台湾。
书店（尤其是独立书店）向来被视为庙宇、教堂之外，另一种深深扎根于社区的文化（信仰）中心，它甚至被视为是喧嚣城市中一处心灵的避风港，借由店家所挑选，那些触动人心的书籍情节和场景，同时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当地的价值取向。从一个角度观察，那些书店纵然经常处在空荡荡的静谧状态，却也因为架上书籍而充满着喧嚣辩证的热情，如此对话途径，即使绝大多数时候气氛上像是沉默不语，实则，它已提供了不下任何语言的公共对话。英国作家尼尔・盖曼曾这样形容（独立）书店：“我的意思是，没有书店的城镇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城镇。它或许自称为城镇，但如果没有书店，它自己也知道骗不了任何人。”（What Isay is，a town isn't atown without abookstore.It may call itself atown，but unless it's got abookstore，it knows it's not foolin'a soul.）。这句话对诸多书店经营者当有不小激励作用。
那么，基于这样的特点，我们也就明白了，中国、香港政府，当初为什么会对林荣基的“铜锣湾书店”，对“铜锣湾书店”所出版的书那么敏感。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情史、私生活，岂容“平民百姓”在一家书店里议论纷纷。因为极权政府最怕，就是当人民在书店阅读、对话时，会在某个时刻印验美国诗人惠特曼所说的：“有些意识会从灵魂深处涌现出来”。如果再引用美国新闻界第一位女性战地记者玛格丽特・富勒的名句：“今日读者，明日领导人。”（Today areader，tomorrow aleader.）中国共产党统御模式下的掌权者们，对小小独立书店可能酝酿出的变革氛围，岂能不瑟瑟发抖。
至于林荣基当初舍下香港，迁居台湾，怕被送中，“怕”的是什么？是担心进到像是中国的新疆再教育营？怕被强迫劳动、酷刑、身心虐待、严格监控、家庭分离，还是怕被压抑文化和宗教表达？又或者最不愿就是让自己被箝制思想、心灵自由，所以选择了异乡台湾。
也才不久前，再有香港“猎人书店”经营者遭香港国安处搜查和拘捕，警方指控他们展示和贩售《黎智英传》等煽动性刊物（黎智英2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其一罪名为“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另外还有，香港“一拳书馆”的负责人和员工，也被以贩售同类书籍遭国安处盘问。如果林荣基当时留在香港，今天处境又会是怎样？
《圣诞书店》（Christmas by the Book）这本书的故事，主要讲述在英国一个小村庄苦苦经营的书店，店老板一边卖书，一边努力偿还欠债，很可能要在当年圣诞节关门大吉，但即使陷入经营困境，书店老板还是依约在平安夜，把书送给了村民当作圣诞礼物，暖心义举，再把一个小村庄的民心凝聚在一块。现实生活中，林荣基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就算未因财务低头，终究也要向极权认命，其书店老板的傲骨得以一息尚存，靠的正是在台湾铜锣湾书店东山再起。
美国普立兹奖诗人厄普代克曾经这样形容书店，说：“书店就像孤独的堡垒，将光线洒向人行道。它们为周围的街区增添了文明气息。”中国借香港的手，关掉了“铜锣湾书店”，台湾则让“铜锣湾书店”重新开张，这当然存在文明和野蛮的差异，而林荣基则证明了，台湾不是只有言论自由，且还是“有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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