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美国之音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6年7月5日讯】（看中国记者尹华综合报道）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近日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罕见地从其多年在党校任教及体制内基层工作的亲身经历出发，系统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官场心态的演变轨迹。她指出，尽管中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多年间经历了剧烈变迁,但官员群体中若干核心心态几乎从未改变，其中最具概括性的一个字，就是“算计”。
铁的纪律下的“工具人”心态
蔡霞表示，中央党校作为中共培养和考察高级干部的核心机构，同时也是观察不同年代官员如何理解权力、理解改革、理解自身前途的一面镜子。她曾在党校任教多年，此前也在体制内担任过基层干部，这两重经历让她得以近距离观察各级官员的心理变化。
她分析称，中共长期强调高度集中统一与”铁的纪律“，这意味着无论党员还是官员，本质上都是党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必须服从上级指令行事。在这种体制逻辑下，“服从命令听指挥”成为官场几十年不变的基本生存法则——顺应体制者得以在仕途上立足，进而获得权力与利益的正向循环。
“两面人”现象贯穿始终，并非始于今日
蔡霞特别强调，官场中普遍存在的“趋利避害”心理，使相当一部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官员，逐渐学会权衡哪些话能讲、哪些话不能讲。这种自我审查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叠加中共“一人出事、全家受累”的连坐式问责机制，使官员们将个人及家庭安危置于首位，而非对国家或组织的忠诚。
她指出，社会上普遍将“两面人”视为习近平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但从她的观察看，这一心态实则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是体制长期压制个人意志、同时要求强行贯彻上级意志所必然催生的产物,与毛泽东战争年代的党内生态已有所不同。
党内斗争冷酷无情 “替罪羊”机制普遍存在
蔡霞回顾了中共历史上多次内部清洗事件，包括延安整风、高岗事件、庐山会议、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认为这些事件共同揭示出中共党内运作中一贯存在的冷酷底色。她提到，这种冷酷氛围在毛泽东时期之后一度有所缓和，但在习近平执政期间又重新趋于严峻。
她进一步解释了党内的"替罪羊"机制：下级官员往往成为上级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除非案件牵连触及上级自身核心利益，否则上级通常不会出面施以保护。这也造成官员在仕途中面临两难——不依附派系难以获得晋升机会,但一旦依附,又随时可能在权力斗争中被作为筹码抛弃。蔡霞将这一处境概括为"跟人不行，不跟人也不行"的结构性困局。
在访谈中，主持人追问上下级之间的私人关系是否能够为下属提供政治保护。蔡霞回应称，只有当处理下级官员可能直接牵连上级自身利益时，保护才会真正发生；若二者之间并无直接利害关联，上级通常不会为下级承担风险。
从“解放思想”到经济为中心：改革初期的多元心态
谈及具体历史分期，蔡霞表示，她的分析框架并不以历届总书记任期划分，而是依据不同阶段党内主导氛围下官员心态的实际差异展开。
在邓小平至江泽民时期，中共将经济建设确立为中心任务，同时以“四项基本原则”划定政治红线。在此框架下，党内高层围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路线存在争论，思想氛围相对活跃。蔡霞回忆，当年赴欧美考察的地方官员归国后曾私下感叹当地发展远超预期，甚至用"文明"与"野蛮"作对比，但这类真实感受往往因政治敏感而未能公开见诸报端。
她将当时官员心态按层级加以区分：中央高层关注路线之争；地方中层官员热衷"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流传"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要想富，先修路"等说法；而基层干部则更满足于生活水平的实际改善，无意深究宏观路线问题。
老干部子女特权与走私腐败的源头
蔡霞还谈到改革开放初期党内不正之风的萌芽，包括老干部利用人脉为子女安排仕途，以及价格双轨制下部分高干子弟涉足走私牟利现象。她提及，齐心曾为习近平在河北的仕途发展写信请托关照，此事后被在河北省委常委会上公开宣读，客观上促使习近平转往南方任职。蔡霞强调，此类现象在当时的高干家庭中并非个案。
她认为，这一时期出现的贪腐苗头，虽尚未演变为普遍现象，却为此后中共“上行下效”的官场生态开启了不良先例，与市场经济全面确立后腐败问题的大规模蔓延存在内在关联。
邓小平南巡：政权出路与个人历史形象的双重考量
对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这一关键历史节点，蔡霞提出了自己的解读。她认为，南巡讲话一方面是为中共政权寻找经济出路、巩固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隐含邓小平本人试图借此扭转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因下令戒严、开枪而留下的历史形象。她指出，许多人后来因经济发展而感念邓小平，却逐渐淡忘了这段历史责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称谓某种程度上也掩盖了这一复杂性。
蔡霞表示，未来她会进一步梳理胡温时期与习近平时期官员心态的具体演变，深入分析不同类型官员在各自历史情境下的心理变化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