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仁于2026年6月7日代表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参加中国民主党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前纪念六四活动。（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提供）
【看中国2026年7月10日讯】（看中国记者金言采访报道）2015年7月9日，中国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709大抓捕”事件，数百名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及其家属遭到公安机关传唤、监视居住乃至刑事拘留，被认为是近年来针对中国维权律师群体规模最大、最系统性的一次打压行动。十一年过去，当年身处漩涡之中的亲历者张仁律师于7月9日接受《看中国》采访，回顾了那段岁月的所见所闻，也谈及流亡海外后为推动人权律师联合、应对中共跨国镇压。
一起殴打事件
张仁回忆，2015年前后，他与唐吉田律师、江天勇律师等维权同仁往来密切，彼此声援、协作办案，共同关注当时国内多起引发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他提到，自己正是在那一年，经由余文生律师的介绍，加入了逐渐成型的维权律师群体，从此开始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具体的维权行动之中。
就在此时，北京发生了一起法官殴打女律师的事件，成为点燃当年一系列维权行动的导火索之一。据张律师讲述，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权律师团指派他担任受害女律师崔慧的代理人，向公安机关提起诉讼。“法官打律师，当时我们的律师报警了，公安不立案。”他随后又尝试就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行政不作为提起相关诉讼程序，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但正如他所说，“告公安无果”，同样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结果。
这起代理也让他此后付出了执业上的代价。他透露，由于自己坚持起诉通州公安分局的行政不作为，北京市司法局随后利用职权向他当时所在的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那时北京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施压，最终迫使他离开了该所。
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张仁认为，这一报道未能客观呈现法官与律师之间矛盾的全貌，反而在叙述角度上存在明显的偏向性，未能如实反映当时律师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与合理诉求。
在他看来，这起冲突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在于程序公正的缺失。他直言：“法官和律师矛盾呢，那么这样的矛盾呢应该由第三方出来做一个调查，结果这个北京市高级法院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说这个程序很不公正。你法官和律师矛盾呢？你就法官做调查，应该由第三方，检察官或者怎么去查嘛。”他强调，这类“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做法，正是当年律师群体与司法机关矛盾持续激化的一个缩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彼时律师维权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境。
风起云涌的维权年代
张仁描述，2015年前后是中国维权律师群体相对活跃的一段时期。彼时社交媒体特别是微博尚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媒体环境也相对宽松，公众得以通过网络较为及时地了解到不少重大事件的进展。他提到，黑龙江发生的“三江事件”，以及山东等地发生的多起个案，都曾引发律师群体的密切关注，一些律师主动请缨代理相关案件，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伴随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律师们借助新兴的传播技术手段，积极组织联署、声援等行动，为一些身处弱势地位的当事人和重大案件发声，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维权网络。他认为，正是这种日益壮大、渐趋组织化的维权力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警觉，也为随后发生的大规模打压埋下了伏笔。
在张律师的叙述中，那个年代的维权律师群体虽然人数有限，但彼此之间的联络与协作却相当紧密。无论是针对个案的联合代理，还是面对突发事件时的迅速响应，都体现出一种自发形成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在“709”事件爆发前后，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
锋锐律所被查 四处奔走寻人
访谈中，张律师回忆起“709”事件爆发前后的紧张局势。他提到，中央电视台当时播出报道，宣称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了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代表的一个所谓重大团伙案件，多名律师及相关工作人员被带走调查，一时间人心惶惶,大量律师及其家属处于失联和恐慌之中。
面对同行接连“失联”的严峻局面，张律师和其他维权律师没有选择沉默或旁观,而是迅速行动起来，四处奔走，试图确认被抓律师的具体下落，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张仁回忆：“我们就是寻找被抓律师被关押的地点。我们到了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向他递交我们的律师证的介绍信，要求会见。”他强调，这一系列行动始终是在依法履行律师应尽的辩护职责。
然而，这样一份于法有据的合法会见请求，最终仍未能得到公安机关的准许。他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在当年的高压态势之下，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空间正在急剧收窄，公权力对律师群体所采取的打压手段也日趋严厉——从程序上的阻挠、拖延，到对被羁押人员软硬兼施的施压手段，均使得律师的正常执业活动举步维艰。
他进一步透露，一些被抓的律师和维权人士最终在种种压力之下被以各种罪名定罪判刑。部分人被要求写下类似“保证书”的文件，声明自己“身体没害”，方才能够获得相对较轻的判决结果或最终获释。这种在羁押期间被迫作出特定声明的做法，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年办案过程中程序正当性存在的诸多争议。
代理农民维权案：从执业受阻到被迫离境
除了2015年前后的经历,张仁还透露在国内执业面临的持续打压。
2020年，他代理了河北省固安县李胡庄村300户农民集体起诉固安县政府的案件。此案代理之后，固安县政府随即向北京市司法局发函，指控他"带领农民集体到国务院上访"，并称他是"端着中国的锅、砸中国的碗"。张律师表示，在此之后，北京市司法局下令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扣压了他100多万元的律师报酬，并禁止事务所为他出具律师执业所需的相关函件，导致他实际上"无法执业、无法生存"。他最终于2023年底被迫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法轮功案代理往事：便衣围堵律所
张仁还回忆了一段他主动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代理的经历。2002年,他担任北京市仁海律师事务所主任期间,北京市司法局曾下发通知，不允许律师接受法轮功学员的相关案件,当时北京各大律师事务所大多因此拒绝了法轮功案件的委托。
他当时作出了不同的决定："我命令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打开大门迎接法轮功案件的当事人。"此举随即引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关注，公安部门派出便衣人员对律所进行跟踪，并一度包围了律所所在地，阻止法轮功当事人前来委托，最终迫使律所放弃了对相关案件的代理。张仁认为，这段经历也是他此后在体制内执业空间不断被压缩、并最终选择远走海外的一个重要缩影。
流亡海外 推动律师联盟建设
如今身处美国的张仁是“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谈及成立这一组织的初衷，他表示，海外华人维权力量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横向联络与协调机制,这在客观上使得针对海外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所展开的所谓“跨国镇压”行动更容易得逞。
张仁在访谈中反复强调“团结”二字的重要性。他认为身处海外的维权人士和律师群体，如果继续各自为政、彼此隔绝，很容易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显得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反之，一旦能够建立起紧密的联络网络，不仅能够在信息通报层面实现及时互助,也能在遭遇突发状况时相互支援，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应对跨国镇压的能力。他因此呼吁，海外的律师、维权人士乃至港台社群，都应当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团结,唯有形成合力，才能更为有效地抵御跨国镇压所带来的现实威胁。
他还强调，联盟愿意持续为相关群体发声、提供支持。他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类似的团体愿意加强横向联络,共同探讨如何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实现资源和信息的有效共享。
“法律战”与应对策略
在被问及“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具体能为跨国镇压受害者提供哪些帮助时，他表示，联盟将致力于协调海外各方律师资源，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与专业支持。当前中共跨国镇压的手段中包含“法律战”，即依托雄厚的资金实力，通过聘请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律师团队在海外提起诉讼,试图借助法律程序本身的复杂与耗费,拖垮、消耗身处海外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使其在时间、精力和经济上均承受巨大压力。
对此，张律师认为,该联盟有责任在专业层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协助受害者以合法的法律途径进行反制,争取应有的权益，避免其在缺乏专业支持的情况下,单独面对来自资金和专业力量都占据优势一方的法律压力。他表示，无论是普通的海外维权人士,还是同为律师身份的同行,只要遭遇类似的跨国法律打压,联盟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
从北京法庭内的一场冲突，到如今在海外持续推动人权律师联盟建设，张仁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一代中国维权律师的命运轨迹，这条路充满艰辛,也考验着每一位709亲历者的信念与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