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3日，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巨型水电项目三峡大坝正在放水。（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长江流域并未因此远离洪水阴影。二十多年来，流域内多次遭遇严重水患，武汉、南京等城市也曾出现大面积内涝。于是，一个问题不断被人们重新提出：当初被强调具有重大防洪功能的三峡工程，究竟在现实中发挥了多少作用？面对由此引发的争议，又有谁应该承担历史责任？
2016年7月，长江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时，大陆媒体财新网重刊了一篇回忆清华大学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的文章《速写：黄万里先生》。这篇旧文之所以再次引发关注，是因为黄万里生前对大型水利工程的许多警告，似乎在后来的现实中不断被重新验证。
黄万里出身名门，其父黄炎培曾以“周期率”之问留名近代政治史。黄万里本人则是一位受过严格现代工程教育的水利学者。他一生中最为人知的立场，是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仓促上马。为此，他曾多次向中共高层递交书面意见，指出工程可能带来巨额浪费、移民灾难、生态破坏以及难以逆转的流域风险。
直到2001年病逝，黄万里始终没有等到来自最高层的正式回应。临终前，他仍惦念自己对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留下“屡挫屡上”的遗言，并说但愿自己的判断不要成真，因为一旦言中，国家和百姓所付出的代价将太过沉重。
预言几乎都兑现？
在他的判断中，三峡工程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包括下游干堤崩岸、航运受阻、移民安置困难、泥沙淤积、水质恶化、发电效益不及预期、区域气候异常、地震增多、血吸虫病扩散、生态退化、上游水患加剧，乃至最终不得不面临拆除或炸坝的极端局面。
后来，网络上曾流传一种说法：三峡大坝建成后，除“炸坝”一项尚未发生外，黄万里提出的前十一项警告已有相当多在不同程度上被现实触及。无论这种概括是否精确，它至少反映出公众对三峡后续影响的持续疑问。
财新网重刊的文章还披露，黄万里曾拒绝前水利部长钱正英及其丈夫、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登门劝说，并在上书中直言钱正英应负总责。不过，三峡工程的责任并非只属于个别技术官员。从力主推动工程的李鹏，到在政治层面促成议案通过的江泽民，都是绕不开的历史角色。工程的利弊与责任，终究会被后人重新审视。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一再就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提出异议的教授，长期背负“右派”帽子。直到1980年2月，清华大学党委才为他作出“平反”，他也是清华园中最后一批被摘帽者之一。然而，名义上的平反并不意味着完整的学术恢复。直到1998年，他才被允许为研究生授课，但仍不能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
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重压之下，能够长期保持独立判断并敢于直言的知识份子并不多。黄万里之所以令人记住，正是因为他在专业问题上不肯迎合权力，也不愿用沉默换取安全。
那么，黄万里究竟为何会成为毛泽东亲自关注并定性的“大右派”？答案要从三门峡工程说起。
因三门峡工程而触怒最高权力
20世纪50年代，为治理频繁氾滥的黄河，中共政府邀请苏联专家参与规划。1954年10月，在苏方意见主导下，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这份方案描绘了一幅宏大蓝图：在黄河干流修建46座大坝，使500吨拖船可从入海口航行至兰州；总装机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达1100亿度；灌溉面积也将大幅扩张。其中，三门峡被视为最关键的工程。
1955年4月，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学者与工程师讨论三门峡方案。会上，多数人对苏联专家的规划表示支持，只有留美博士、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公开提出反对。他指出，黄河不能简单追求“变清”，因为黄河泥沙运行有其自然规律；若以政治口号代替科学判断，所谓“黄河清”不仅不是功绩，反而可能成为祸端。这种直言，显然不合当时的政治气氛。
同一年，一位到三门峡现场勘测的德国水利专家也作出类似判断，认为若在此筑坝，等于在关中上游制造一座“死库”。这说明，对三门峡工程的疑虑并非黄万里一人的孤立想像，而是基于泥沙、水文与地形条件所形成的专业担忧。
1956年5月，黄万里提交《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从专业角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设计思路。这份意见本应成为工程决策的重要参考，却在后来的政治风暴中被反过来列为他的“罪证”。
1957年6月10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再次召开。经过七天辩论，黄万里未能阻止工程推进，只能退一步建议保留六个排水洞，以便日后设闸排沙。会议一度接受了这一意见，但施工时苏联专家仍坚持按原方案堵死底孔，为日后淤积问题埋下隐患。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并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很快，潼关以上渭河河段严重淤积，80万亩良田被淹，一座县城被迫迁离，西安也受到威胁。此后，黄河泥沙与断流问题日益突出，从1972年起出现断流，到20世纪90年代更发展为平均每年断流100多天。
后来的事实证明，黄万里当年的分析并非危言耸听。三门峡工程不得不多次改建。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曾估算，该工程总结算耗资约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后续改建、开孔排沙以及受灾地区承受的损失，更难以用单一数字概括。
三门峡造成的问题不只在经济层面。由于水库抬高周边地下水位，大量耕地发生盐碱化；蓄水又导致塌岸，进一步吞噬农田；同时，一些具有文化价值的古迹也在工程与水位变化中遭受破坏。对一条大河的治理，最终变成了一场代价沉重的教训。
一篇小说如何成为“右派”罪名？
如果说反对三门峡工程已让黄万里在政治上不被容忍，那么他在1957年整风期间发表的一篇小说，则成了将他打成“右派”的直接把柄。这篇小说名为《花丛小语》，表面上写的是人物对话，实际上融入了他对工程决策、官僚作风与政治体制的批评。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作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独裁与个人崇拜。这场变化引发东欧政治震荡，匈牙利事件尤其令中共高层警惕。苏联出兵镇压后，中共选择支持，而那场镇压造成大量匈牙利人死亡。
同一时期，中国国内在政治高压、文化管控、经济国有化与农业集体化快速推进之下，也累积了相当多的不满。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事件频发，知识份子对现实问题的批评也日渐增多。毛泽东担心中国出现类似匈牙利的局面，于是决意压制这股不满情绪，尤其是知识界的独立声音。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下，许多人被鼓励发表意见。然而很快，这种开放转为政治清算。1957年6月，反右运动全面展开，大量曾经响应号召提出批评的人，被迅速划入“右派”行列。
王维洛在《错批黄万里毁了中国的母亲河》中提到，黄万里的《花丛小语》正刊登于《新清华》1957年5月和6月号。小说中的三个人物田方生、甄无忌、贾有道都带有清华园生活的影子，其中田方生更被认为近似作者本人。黄万里借人物对话，将他对三门峡争论、行政决策和社会风气的观察写入其中。
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北京新修公路的情节：路基未按规范处理，便直接铺上石油碎石路面。春雪融化后，积水无法及时排出，路面在车辆碾压下破裂翻浆，交通受阻。人物甄无忌由此批评官僚责任缺失，说若在美国出现类似工程问题，纳税人会追责，官员也会承担政治后果；而在中国，损失最终往往落到普通百姓身上。
小说还讽刺了一类只会歌功颂德、盯着领导口风附和的知识份子。黄万里以“歌德——但丁派”作比，批评一些学者和代表缺少监督精神，只把个人体会和颂扬当作公共发言的内容。他真正质疑的是：一个政府不可能没有缺点与错误，若人民监督被形式化，表面统一便会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
虽然黄万里特意标明《花丛小语》是一篇小说，但其中对政治现实的议论，特别是将中共治理方式与美国公共监督作比较，在当时已足以触犯禁忌。清华校长蒋南翔将刊载小说的《新清华》送呈毛泽东后，毛看完即表示不满，并指示对黄万里进行批判。于是，《花丛小语》被定为“大毒草”，黄万里也被打成右派。
王维洛认为，黄万里之所以成为毛亲自定性的右派，至少有几个原因：他反对毛所支持的三门峡工程；《花丛小语》触及了体制弊端；他具有诗词才华却不愿吹捧毛的诗词；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一种不向权力低头的知识份子人格，而这正是专制权力最难容忍的。
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的帽子后，黄万里的人生被彻底改写。1961年，他被派往密云劳动，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作，居住条件十分艰苦；1969年，他又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1974年，仍被带回清华接受批斗。对一位真正懂河流、懂工程的学者而言，这既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国家专业决策机制的悲剧。
据说1964年前后，三门峡工程失败已难以掩饰，毛曾对周恩来说，三门峡若不行就炸掉。同一年新春座谈会上，毛又借黄炎培向黄万里传话，只要他写一份检讨，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黄万里拒绝低头。他反问：为什么1957年三门峡讨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国家多年养士，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一问至今仍有回响。当年迎合权力、推动工程的人，不少曾因此升迁得势；而坚持专业判断的人，却长期被排斥、打压甚至羞辱。相信历史最终会重新分辨：谁是为国家和百姓说真话的人，谁又是把科学与公共利益让位于权力意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