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30日晚，多伦多支联会在北约克赖士民广场举办六四37周年音乐会。（看中国摄）
开场白：
唐先生，您好！
我是《八九一代》杂志的编辑紫璿。很冒昧地联络您，实在打扰了！
我受龙蒙大哥特别讬付，希望能为您做一次具有深度的专访。龙蒙大哥一直非常牵挂我们八九一代同学的故事，他说和您是多年好友，还特别称赞您为人老实、非常有担当讲道义。还表示：
“唐恺的故事，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我从他那里听说您的经历后，也深受感动，觉得您这段人生既沉重又充满力量，非常值得被好好记录下来。
如果您愿意，我会用最真心、最尊重的态度，慢慢听您把这些年走过的路、看过的景、受过的苦，一点一点讲出来。我们不急，就当是两个老朋友在聊天可以嘛？
问答环节：
问题一：听闻您出生在广州一个老共产党员兼老军人的干部家庭，父亲是那样的“红色背景”，却在1989年以深圳大学大二学生的身份，偷偷募捐几千块钱北上天安门支持学生。当年您做出这个决定时，家里是什么样的反应？现在回头看，那个“红色家庭”出身的自己，和后来走上的这条路，您心里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回答一：
我父亲确实是共产党的军人。他大学期间十几岁就参加了川东游击队的外围组织，做一些送信之类的活动。解放军到来后，他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军队，当时不到二十岁。他参加了部分解放战争，随后参加朝鲜战争，韩战结束后到西藏、海南岛等地。他的部队属于四野四十二军。
我出生在广东罗浮山，位于广东博罗县，那是四十二军军部驻地。我父亲不算什么高官，我与北京的红二代相比微不足道，父亲转业后，在罗浮山附近一个部队农场工作。
我小时候确实是“又红又专”，可以说“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因为父亲是小干部，家里条件比周围同学好很多。我母亲是总场医院妇产科医生，1979年后父母调入广州一所学院任教。
我们家的读书氛围比较浓厚，家里很重视读书。记得我小时候就能看到许多其他人接触不到的书籍或报刊，譬如只有干部才能订阅的《参考消息》。通过它，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资讯。
此外，我母亲的同事中有不少是从广州等大城市下放的右派医生，他们常来我家聊天；还有许多各地知青也经常来家里聚会。还有我父亲战友聚会时，也能听到很多与社会宣传不一样的故事及言论。记得有几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
第一件事是小时候，我父亲分管一个分场，我放暑假就住在这里，每星期父亲骑自行车载着我回总场家，会经过隶属广东省的一所对外称“孤儿老人院”，奇怪的是，这个地方前后大门都有军人持枪把守，而我们农场总厂大门都没有军人把守。我问父亲为何如此，他告诉我，里面关押的大多是国民党起义部队投诚的军官。对外它被称为福利机构，但实际上是关押场所，里面有稻田、果园、菜地等，住的是一排排的大房间睡大通铺，几十号人一个大房间。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党也会讲假话，用这种方式蒙蔽大众。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小学一二年级时，那时“四人帮”已被打倒。农场举办的一场公审大会，整整一面山坡前面是中、小学生，后面是职工黑压压的人群，一个年轻人被绑跪在山下的竹子搭建的审判台前新挖的土坑里枪毙。场面极其恐怖，第一枪打歪了，法警还从民兵手中夺过刺刀，在他胸口补了两刀。那人姓李，叫李某跃吧！着白色的的确良衬衣，据说他是国民党军长的后代，家里人可能是在农场里。后来1979年，此案被平反，确认是误杀。这件事让我当时非常震撼，长大后来也强烈感受到这国家犯下的许多荒唐的错误。
第三件事是母亲医院的书记，原是东北军人，但有个毛病，喜好女色，经常在深夜两三点跑到单身女护士或女职工宿舍敲⑤敲门，护士们常跑到我母亲面前抱怨，我也因此知情。当时我还以为宿舍区有鬼，因为半夜常被拍门拍的声音吵醒。这件事让我从小就对共产党的书记产生强烈反感，那些书记的权威在我心里彻底崩塌。
中学时我读了几本对我影响深远的书，其中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卢梭的《忏悔录》，后来的《人啊人》这些书让我意识到，体制是可以改变的，社会有其演进过程，许多不合理的现象都源于体制问题，而非单纯的某个领导或个人的问题。
1979年，父母调到广州。那时我每次看新闻联播，都会和父亲辩论，父亲非常生气，后来我才明白，父亲不是不清楚，而是出于保护我的需要。
问题二：1989年6月3日晚到6月4日清晨，您在天安门广场和六部口亲眼看到解放军开枪、坦克冲撞人群、血肉横飞的那一刻……我知道这段记忆对您来说非常痛苦，甚至到现在还会反复出现在梦里。可以请您用最真实、最细腻的方式，告诉我们当时您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以及心里的感受吗？我想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那份恐怖与无助。
回答二：
我每次想起这段经历都会非常痛苦。而且好多年来，我还经常做噩梦，梦到当时的情景。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从天安门广场被赶出来后，就沿着一条街道往前走，前面有人带队。因为我是外地来的，不知道具体路线，说要去一个学校暂避。大家开始还群情激愤，一边走一边喊口号，马路两边很多市民为我们鼓掌。马路不宽，我们转来转去，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和我一起走的有几个外地来的纠察队同学。我们觉得累了，就在一个大楼下面休息了一下。本来我们走在队伍前面，这次休息却救了我们的命。
继续往前走后，很快就到了一个路口，前面就是长安街。有戒严线，不能过马路。我们站在马路边，大家议论纷纷，有人想冲过过马路，有人说不行，因为听说昨天凌晨在这个路口打死了很多人。我个子比较高，这时看到天安门
广场方向有三辆坦克往这边行驶，越来越近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地面好像都在颤抖。我当时以为坦克会走在长安街马路中央，不会往人群里撞。但接着我看到坦克炮口突然转向人群方向冲。站在前面的人发出惊恐的叫声，人就往后挤。大家都往后跑。我站在人群中间位置，站在前面的人往后挤，后面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坦克炮往人群后转身就挤，向后跑，往后狂奔。大概跑了一百多米，我停下来往后看。原来那坦克走了一个U字形，本来走在马路中间，突然拐向马路边撞向人群，然后又拐回马路中央。压死了很多人。这时我看到前面坦克顶盖子打开，一个军人伸出身子，伸手掏出一个像手榴弹的东西，在坦克面上敲了一下，就扔向人群。那东西带着烟掉在地上打几个滚，然后砰的一声爆出很大一团烟雾。原来是垂泪弹（毒气弹）。
我以前常看香港电视新闻里韩国学生抗议的画面，知道这种情况。垂泪弹在地上还没爆开打转时，可以捡起来扔回去或踢走。我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看到一个毒气弹滚到附近，就冲上去一脚踢到马路中央我好像还踢了两个。
踢完后，烟雾淡了，马路上一片血肉模糊。尤其是路口中部，及路口右手边特别多，场面特别血腥恐怖，血肉混着衣裤和压烂的自行车。我清点了一下，大概有十二具尸体。
回过神来后，我们就开始救人搬运会动伤者。后面来了板车、农机货车和救护车过来，我们把伤者抬上车。我记得其中一个伤者两条腿被压断，还吊着，与裤子混在一起，血肉模糊。被几个人抬着他痛得哼哼叫，没人敢碰，我冲上去抱起那两条腿，把他放到车上拉走了。
（后来我在深圳还见过一个北钢学院的学生，他说是在六部口被子弹打穿脚，成了残废。到美国后，我又听说当时六部口被压断伤残者有六人。）
当时，我亲眼看到有些学生吓疯了，哇哇乱叫，被几个学生架着，完全失态，后来看到军人还从坦克里拿出一支枪。我们纠察队的学生把我拽着，说不能停，军人要开枪了。我们就走了。转退到巷子里。
当时看到有人在旁边拍照。
吸了那气体后，我们同行几个人不断咳嗽，咳得特别难受，甚至咳出血丝。肺部如着火一般，我觉得那可能不是一般的催泪弹。除了流眼泪，还让人拼命咳嗽。
后来我们在一条小巷里，一位市民收留了我们，到他家喝了粥、喝了水、洗了脸，才慢慢缓过来。他告诉我们道路，我们就去了附近的北京音乐学院。学院学生收留了我们，我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晚上。
这就是我在六部口看到的景象。可能还不够完善，那种场面真的很恐怖。我小时候在医院看过各种死人，也看过枪毙人，但六部口那个血肉模糊的场面确实把我惊呆了。
后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每看到穿制服当兵的，我的手就控制不住地颤抖。那是一种心理创伤。直到我从秦城出来一两年后，才慢慢改变这种状况。
问题三：唐先生，您的入狱经历，是这整段人生中最让人心疼、也最震撼的部分。我知道这对您来说可能很不容易，但我希望能听您亲口、用三次不同的阶段，慢慢、详细地说出来，好让大家真正走进那段日子。每一次讲述时，都请您清楚告诉我们当时涉及的人物、地点、事件，还有具体时间，好吗？
第一阶段：1989年7月9日在深圳被捕的那一刻（包括地点、抓捕您的人、当时的对话与殴打）；第二阶段被押送北京、关进秦城监狱204区的转移与刚入狱时的日子（包括押送人员、监狱环境、隔壁江青关押区以及您见到的其他政治犯）；
第三次：在秦城关押约9个月后获释的那一天，以及警方给您的警告（包括释放时的人物、对话，和“夹着尾巴做人”的那种具体感受）。
回答三：
第一次：1989年7月9日在深圳被捕：
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后，在家里住了大约半个多月，心神不宁，之后才返回深圳大学。回到学校后，一开始生活似乎恢复正常。7月9日晚，我到学校图书馆自习。路上就有一个民工打扮、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一路跟着我。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草帽里藏着对讲机。我在图书馆看书时，他一直站在大玻璃⑤外与另一个人指指点点。
我觉得不对劲，决定提前回宿舍。从图书馆出来下楼梯时，又看到那两个人。走到教学楼和宿舍之间的小路时，那里树木茂密，路灯昏暗，路边停着两辆白色面包车，其中侧门车门打开着，几个人似乎在聊天把路堵住。我想从中间穿过去。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一个五十多岁、年纪较大的人突然叫了一声：“嗳！唐恺！”
我本能地答应了：“啊？”就在那一瞬间，后面一个身高至少一米八几、又高又壮的人从后面把我牢牢抱住，整个人被架空提起来，往面包车里塞。我拼命挣扎，手撑住、脚顶住门，又用手肘往后打、用脚往后踹。这时前面两个人冲过来，对着我的肋骨和小腹狠狠打了两拳。这一下去，我瞬间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整个人瘫软了。他们随即把我塞进车里，两边有人夹住我，车门“咣”的一声关上，两辆车迅速开走，前后应该不到一两分钟。他们手法非常专业，直接把我送到深圳第一看守所，也叫梅林看守所。
第二阶段：被押送北京与关进秦城监狱
我在梅林看守所关押了大约一个星期。其中有一天深夜两点多，看守所副所长突然提审我。牢友们都很紧张，以为我要被秘密处决了，还跟我握手告别。结果他把我带到一间昏暗的小黑屋，里面坐着五六个老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他们让我保证不把当晚谈话告诉任何人，然后问我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死了多少人。我如实告诉他们天安门广场和六部口的真实情况，他们听后非常震惊，不停惊叹。
不久后，我先被送到广东省公安厅，当天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押送人员包括两名深圳公安局的员警和一名北京公安局的人，我们坐火车包厢直达北京。到站后，我被换戴上手铐，上了一辆四面蒙着黑布的面包车，开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晚上抵达监狱。
刚开始我们被关在一楼，一个房间关七八个到十个学生，睡大通铺。同房的包括清华大学的熊伟（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北大的王树东、河南学校的陈戈等人。开始提审第一个问
题竟是问我在深圳看守所有没有被人提审过、问过北京的事，可见北京当局想掩盖真相。
监狱的环境极其森严。我们每天早上晚上都能听到很远处武警的操练喊的口号。有一个瘦瘦的、五十多岁的管教经常找我聊天。有一次他指着⑤外一个高高的炮楼对我说：“你看看那边那个哨楼。（关押学生的是个四面高墙的院子，四角和电影里日本鬼子的哨楼一样，圆圆的，很高，是两边围墙的结合部，上面站着武警。）他说：那炮楼的另一边、墙的另一边，是江青住的地方”。我回到号子告诉熊伟后，他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来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政治犯监狱。这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最好结果也要关几十年。”知道这状况后我们整个号子的人心情都很沉重。
后来我被调到二楼，与北大的杨涛、北航的邓良平等四个人同房。我还看到院子里有一些穿蓝色布棉袄的老人，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管教告诉我那是林彪集团的人。当时已是八十年代末，他们却还关在里面，让我非常震撼。
第三：关押9个月后获释与警方警告
我在秦城关押了约九个多月。东欧剧变后，我们的住宿条件和伙食都有所改善，原来暗示要把我们发配新疆的说法也消失了。后来我又被调到三楼，据说那是准备释放的人住的区域。我们号最后走的是我，因为我们学校来接的人晚到了。释放前北京公安局的一名提审员找我最后一次谈话。他先让我在一份具结悔过书上签字，然后非常严厉地对我说了“约法三章”：
第一，你要记住，现在是给你出去，不是给你自由。
第二，你出去以后要像狗一样，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
第三，在北京看到的、听到的任何事情，都不准告诉任何人。
他最后警告说，如果你违反了哪一条，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抓回来。
走出秦城的那一刻，我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心里充满沉重压力。那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屈辱感和随时可能被再次抓回的恐惧，深深地留在了心里。
问题四：出狱后的三十年，您因为接济其他八九难友，长期被国保每月1到5次地“关心”，那种压力甚至让您的第一段婚姻破碎，也让您陷入长久的抑郁。我能感受到那种无处可逃的煎熬……2019年反送中期间，您在微信发文支持香港，国保又找上门，最后在2019年9月决定带着家人逃离中国。那个下定决心的瞬间，是什么让您终于说
“我受够了”？逃亡路上，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特别惊险、或者特别温暖？
回答四：
我回到南方后，开始回到学校，几个月后只能回广州家里，那时还没有“国保局”这个说法，只有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我们家住在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区公安局一处派了一个我初中和高中时要好的同学来接近我。
这个同学经常来找我接触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所在的科室虽然名义上负责抓走私，但实际上，因为我是广东省唯一一个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人，广州市公安局对我非常重视，特意把他从看守所调到一处，专门负责跟踪和接近我。
回到广州后，由于我是唯一住过秦城的人，很多秦城狱友以及听到消息的朋友，都陆续按照我们在监狱里留下的家庭地址前来找我。当时广州正值改革开放的热土，因此公安局对我高度重视。那个天河区一科的同学和他科长，经常隔一段时间就来找我，开始是吃饭、喝酒。后来就旁敲侧击的询问我周围人情况。
后来我实在被他们烦得受不了，没办法，就想还是到深圳去，可能会好一点。谁知道后来是深圳一处的来找。
问题五：现在您在加州当亚马逊送货员，每天开车穿梭在美国街头，终于不用再担心国保的电话。您曾说“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我都后悔离开得太晚了”。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其实很酸，也很替您高兴。如果能穿越回去，对1989年那个刚募捐完北上的年轻自己，您最想说什么？另外，对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还有香港和台湾追求民主的年轻朋友，您心里最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回答五：
我并不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对自己在年青时期敢于不顾一切的追求国家的改变，希望实现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而感到自豪，代价是必需的。一系列的体验说明这个共产专制的邪恶性残暴性，这更意识到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对于现在的年青人而言，我想告诉他们的是，第一随着文化科学发展，人类自由意识的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中共的专制政体一定长久不了。第二对中共的邪恶性要有充分认识，这是一个为达目的没有任何底线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的黑社会组织。第三黑暗过后一定出现光明，自由民主实现后的中国将会是人人富裕安居乐业的强大国家。第四参加到推翻中共专制的运动将会是人生中最自豪最值得称赞的事情。
结束语：
非常感谢您愿意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我们，也谢谢龙蒙大哥的牵线搭桥，让我有机会坐在这里听您亲口说出这些故事。您的故事不只是您一个人的，它会被更多人听见、被记住，也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往前走的力量。希望您在美国的生活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幸福，如果以后有什么想补充或想聊的，随时欢迎联络我。再次由衷地感谢您！祝您一切安好，我们后会有期。
转载《八九一代》杂志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