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北京市中心，一小群市民走过一幅巨大的毛泽东主席画像，当时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图片来源：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9月23日讯】我小时候就听说过，村里许多老人以前曾经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且当时不少仍然健在着。在我眼里，他们与普通人并无什么差异，一样的生活劳作，一样的喜怒哀乐，不说还真无法把他们跟过去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联系起来。这些人很多都为了革命的需要而改名换姓，有叫古月、古时、古克等等，本姓胡，把胡字拆开，取古字作为辈分，不同辈分的人因为革命而走到了一起，变成了同一辈分。革命胜利后他们大都被政府安置在陀市的国有林场工作，有一个最有本事，参加革命后一直留在了部队，后来在省城的部队机关当一个团级干部。同样是参加革命，最后什么出路也要看各人的造化。
原先这些参加革命的“五老”人数还比较多，并未受到太多的照顾，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数逐渐变少，政府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他们本人，就是他们谢世之后，遗孀也可以定期领到不小的抚恤金。
这些参加革命的乡人，都是浑身是胆，敢于冲锋陷阵之徒，我们当地称之为“武卒仔”，从称号上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特征。有个邻居跟儿媳妇吵架，说她的父亲曾经当过“武卒仔”。这下可把事情闹大了，亲家兄听到后觉得这是对他家的莫大羞辱，就怒火冲天地跑过去大闹一场。由此可见，这些当年参加革命的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其实是很糟糕的，虽然经过官方长期的宣传，革命者的形象都是很高大的，他们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与反动阶级进行英勇的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人心有杠秤，民间对于何为善何为恶，何为公平正义何为不公不义，还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尺度就来自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价值观，也来自人身上所具有的本性，即使官方不断地对人们进行洗脑，也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种状况。乡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愚昧的，充满了落后的封建意识，至今还把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成了皇帝，但同时他们身上的传统善恶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官方对他们的洗脑只能流于浅层。因此，他们才会把一个人投身共产革命叫作去当“武卒仔”——在他们眼里，一个人去当“武卒仔”是并不光彩的，甚至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污点。
母亲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她生前我曾经问过她，当年去当“武卒仔”的到底是怎样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其形象是怎样的？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那些人都很凶，去谁家要求献多少财物都必须献岀来。“献”是我们当地的说法，说是献，其实就是强制那些大户人家要交出一定的财物，否则就够你喝一壶的，甚至让你全家性命难保都难说。这就是土地革命年代的打土豪，为革命活动筹集款项。对于那些被强制献出财物的人来说，这种行径与土匪的打家劫舍又有何异？只是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它被涂上一层消灭剥削阶级，解放劳苦大众的油彩，由不正义变成了正义。
更早参加革命的那些“武卒仔”在我懂事时都已经谢世了，但那些在第三次国共战争即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武卒仔”却见过很多，其中有两个就住在我家附近，田地跟我们还是挨着，因此平时就多有接触，对他们也多有较多的了解。解放后他们都被政府安置在陀市的国有林场工作，成为吃皇粮的人，一直享受着革命者该有的待遇，领着让人艳羡的补助金。但如果不说岀来，谁也看不出他们是当年参加过革命的人。而且在我看来，他们的人品还比许多人要差，显得有些凶恶甚至霸道，跟邻里的关系都搞得很僵，甚至跟自己的家人关系也不和睦。其中一个有一块地就在我家边上。这块地种着番薯，我家的鸡会跑去啄番薯叶吃。番薯叶被啄掉一些本也没什么大碍，一般人最多发几句牢骚，让人家要把自己的鸡管好，可他倒好，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地里下了老鼠药，把我家的一只鸡硬生生给毒死了。另外一个有一块地与我家的一块地挨着。我家的那块地靠着山根，地势高一些，为了不让土崩下去，母亲就用石块在边上垒起来一道护坡。那人看到后，二话不说就把它给拆了。这也拆得太没道理了——如果地是一般高，在边上垒起护坡还有点说不过去，但这块地本来就高，垒起来不也很正常吗？又没有占到你家的一分一毫。可就是不行，你又能拿我老子怎样。
从他们的行径，又哪里能够看出他们是大公无私，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英勇斗争的革命者，分明就是自私自利又蛮不讲理的人，别人都不能动他们一个指头，甚至没动他们一个指头都要受到他们的欺压。当年的革命也许就需要这样蛮横又胆大的人去冲锋陷阵，从而才能让大户人家乖乖地献出财物，才能把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而这些人一旦有了革命造反的机会，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从而能够从中渔利，甚至将来能够飞黄腾达也说不定。这些人参加革命可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理想，而纯粹就是为自己谋一条更好的出路，做一桩杀头的生意罢了。领导革命的知识分子或许还有解放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理想，但他们也是在百姓中产生的，也是传统文化熏陶岀来的，造反夺权坐天下的意识也不可能没有，甚至是更具有本质性的。领导革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为革命先后牺牲了6位亲人，但他念念不忘的也是要做一个当代的秦始皇。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的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对话，这个“窑洞对”后来广为人知，也被许多想走民主道路的人士所援引。其实，著名作家丁玲1936年底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也有一次关于延安像一个小朝廷的对话，这个“窑洞对”恰好跟民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对话是两个富有文学浪漫气质的人物私底下无拘无束地进行的，具有戏谑的色彩，但这恰恰更加真实地流露出了对话人物的心态。
我从小就听说村里那些老革命很多都参加了“二三革命”，后来了解连江革命史事时又看到了“二三革命”这一提法。但我一直未弄清到底何为“二三革命”，以为是哪年的二月三日爆发的革命。现在上网查一下资料，才知道这一说法的来历，原来是那场始于民国23年（1934年）春，持续到1935年的，发生在连（江）罗（源）的农村暴动。因为是在民国23年发生，所以称之为“二三革命”。共产党发动连罗一带的贫苦农民起来打田豪分田地，发展武装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力地冲击着国民党政权在当地的统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进行长征，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央红军的主力进行长征，留下一部分在南方继续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1935年初，连江的红军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剿后失散，其中红军第七军团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部分伤病员，在透堡的棋盘堂附近遭到逮捕，被残忍地活埋在一个土坑中。1955年，连江县政府拨款在此处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并安葬烈士的遗骸，称为“二三革命烈士墓”。
国民党的“清剿”部队攻陷连罗苏区后，在连罗两县的保安团和民团等势力的配合下，对苏区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导致生灵涂炭。据1952年12月30日连江县老区建委办公室粗略统计，全县26个老区基点村被毁，1541户家破人亡，786名革命者、690多名群众先后被杀害，遭到迫害而流离失所及酿成疾病死亡的老区群众4339人，被抓壮丁1055人，房屋被烧毁2850间，耕牛被抢杀250头，其他被抢财物不计其数。革命以及战争是很残酷的，为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为着革命胜利后可以坐天下，那些仁人志士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前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那些贫苦百姓也为了自身的翻身解放而支持革命、参加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革命过程中，对于敌我双方都是巨大的悲剧。但付出这样的代价值得吗？那些被消灭的反动阶级又是否该被消灭？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又是否都是崇高和值得敬仰的？从那些被迫为革命献出财物的大户人家来看，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义，他们大都是勤劳节俭，又善于经营的人，日子只是过得比普通人家更加殷实一些而已，他们对社会其实是一种正能量，社会要多一些这样的人才好。而那些在革命中冲锋陷阵的“武卒仔”，倒可以说是不义的，他们大都是好吃懒做又蛮横胆大的人，只是因为贫穷就被天然地赋予了革命的正义性。在那个年代，真正需要推翻的是传统社会留下来的专制政治，是有官府撑腰，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而这需要做的也是要建立起民主政治来，而不是要进行阶级革命，把地主和富农（他们大都是无辜的，甚至也是受土豪劣绅欺压的）整体地消灭掉，然后再建立起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只要政治仍然是专制的，权力仍然是不受制约和监督的，过去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就会仍然存在，甚至还会更加严重。
我知道在家乡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许多乡亲曾经参加了这场革命，却未曾想到我们村头的那座大王宫，也与这场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村大部分人都是胡姓，只有小部分是其他姓氏，主要是陈姓，村头的大王宫本来是我们胡姓的宫庙，后来改为所有姓氏共有。以前它是我们胡姓主要的民间宗教活动场所，中共建政后在破除迷信的运动中被拆除，在原址建起了村礼堂。1980年代中期，又在旁边的一块地上重新把它修建起来。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走进大王宫看看，在西侧的墙壁上看到了一块金属匾额，上面有一段由连江县党史研究室撰写的简介，说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曾经在这里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主持了这次会议。我感到十分诧异，没想到我们这样一个偏僻山村的一座宫庙，也与连江党史上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以及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心中记着这件事情，想着有机会去查阅资料，把这段历史还原出来。经过粗略了解，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1931年10月初，时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农村工作巡视员的邓子恢从福州来到连江的镜路村，与中共连江县特别支部书记杨而菖以及其他领导同志见面，并在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里组织召开了连江特支扩大会议。这座房子的主人叫郑子新，在省城当律师，其子侄多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任职，因而房子便空置在那里。在会上，邓子恢向当地党员了解连江革命活动的情况，并向他们介绍闽西土地革命斗争开展的经验，传达了市委关于开展秋收斗争的部署，旨在推动福州党组织的发展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方面觉察到近日有不少人员往来于福州和连江之间，便对异党活动起了疑心。10月12日，他们打探到有关情报后，派两名勤务兵跟随郑子新前往镜路村。邓子恢那边也及时得到了情报。他先稳定与会同志的情绪，并要来一副麻将，带领大家围着一张八仙桌打起麻将来。当郑子新一行到达门口时，眼前出现的是一伙人在里面噼里啪啦打麻将的情景，找不到任何的把柄。他备感无奈之下，只好进去寒暄几句后离开了。
虽然危险暂时躲过去了，但显然目标已经暴露，会议无法在这里继续进行下去。邓子恢和杨而菖当机立断，将会议转移到离镜路村不远的儒洋村继续进行。儒洋村在山上，位置偏僻，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显然要比位于平原地带的镜路村隐蔽得多。这情形好像中共的一大——会议先是在上海的望志路106号举行，最后一天因为会场闯进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而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继续举行。当时正值晚稻收割的季节，这一带农民的收成并不好，许多人只够向地主交租，日子难以过下去了，对社会郁积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的烈火。因此，邓子恢他们在会上做出决定，在透堡、东湖、定安三个党和农村组织比较健全的乡村，首先发动秋收减租抗债的斗争。
会后，这些革命同志深入到各地，把贫苦农民广泛地发动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这里爆发了。这场革命后来被称为连江的“秋收起义”，而发动这场革命的会议最后就是在我们儒洋村举行的，会议的决议就是在这里做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