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6年10月4日讯】历史充满迷团，有些事情要回头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国，曾经差一点可以走君主立宪之路，结果阴差阳错，又与现代宪政体制失诸交臂，自此陷入百年的混乱与灾难。
网上看到一则短文，说的是民国初年，冯玉祥派手下鹿钟麟带兵进皇宫，把溥仪赶出宫，一手撕毁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自此溥仪一直在外流亡，直至日本侵华后在东北当了满洲政府的儿皇帝。
《清室优待条件》本是由南京临时政府（革命党人）与清廷议和代表在“南北议和”背景下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保留尊号、岁用补助四百万两、暂居宫禁、保护私产、免除兵役等。照此协议，皇帝保留虚位，仍居皇宫，由政府供养，以此交出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
当年革命军经济困难，北方军阀袁世凯野心勃勃抢权，如能在宪法层面优待皇室，以此交换国家权力，由全国人民协商组成共和政府，那就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过渡，中国有机会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但冯玉祥发动的军事政变撕毁了《清室优待条件》，此后溥仪与清朝权贵流落民间，但因国家权力没有得到有效承继，中国即陷入长时间的内乱。
虽然，从优待清室到实现共和，仍旧路漫漫其修远，但有这份朝野达成的共识，始终有一个国家政权良性过渡的机会，一旦协议被撕毁，则陷入内乱凶吉难卜。而事实是，自此之后，中国经过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中共趁势崛起，自此民族苦难未曾离开。
驱逐溥仪事件引起胡适相当反感，当晚即给冯玉祥政变后的临时政府外长王正廷写信抗议，信中说：“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俢订，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胡适的信在当时知识界却引起强烈反弹，除了革命派与青年学生反对之外，就连被视为胡适朋友的周作人等作家学者，也众口一声站在相反立场。结果胡适的声音当然被时代噪音淹没，而局势自此更不可收拾。
胡适始终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视契约精神为现代文明的基础，驱逐溥仪即等于撕毁《清室优待条件》，于法理不合，而《清室优待条件》是君主立宪体制的起步依据，一旦该契约不存，宪政改革的可能性也一朝归零。
其实，在鹿钟麟驱逐溥仪之前，先发生过张勋复辟的事件。军阀张勋暗通溥仪，率军入京，逼临时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拥立溥仪复位，事实上是清室撕毁协议在先。也就是说，朝野双方都无视《清室优待条件》的存在。
中国人从来没有尊重协议的理性传统，历史上改朝换代，从来不是经过互相妥协的契约精神达致的，都是凭实力在长年战争中决生死。为了达到克敌致胜的终极目的，中间可能需要经过某种利益交换，但那都是短暂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势有利，任何协议都只是一纸空文。
胡适的反对当然是有道理的，如果连南北议和的条约都被随意撕毁，那就没有什么契约是会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没有条约可以约束朝野，那就谈不上国家的更生，人民的解放。但显然，胡适在当年是少数，他的立场和态度孤立无援，中国人正被革命意识搞得“兴烚烚”，与封建君主签约，几乎有出卖革命之嫌，反之撕毁条约才符合革命原意。
自此，中国又陷入国体瓦解的混乱之中，后来孙中山领导北伐，军阀混战多年，蒋介石还未统一全国，老毛的红军又作反，稍后日本侵华，毛蒋又曾在重庆和谈，未几即爆发国共内战，中共打下江山，中国自此民不聊生。
英国与欧洲一些国家都是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英国1215年签署《大宪章》，限制国王的部份权力，1689年议会通过进一步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这两项政治改革法案被严格遵守了八百年，直至今日仍保留其基本精神。
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曾有清算日本皇室之想，后来考虑到日本人的国家认同，还是保留王室，结果日本行君主立宪制，一路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由战败国成经济强国。
问题不在于君主立宪与人民共和有何优劣，问题在于不管何种体制，有关各方都应严格遵守庄严认定的国家大法，任何一方违背破坏，条约都将不存，条约被毁，国体安在？可惜，中国恰恰是最缺乏契约精神的民族，一事当前，中共的出发点都是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靠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中共立国后，即有宪法之设，宪法冠冕堂皇，自称国体为“人民共和”，但宪法从未真正实施过，中共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中国人搬走骑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果迎来的却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中共，甚至中共残害中国人，比起清皇朝更残忍百倍。
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也堂而皇之与港人商订“基本法”，仍旧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结果二十年不到，中共就以国安法凌驾中国宪法和基本法，此后迫害香港人毫无愧色。
归根结底，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理性的传统，不具有契约精神，中共食碗面反碗底，人民对政府也失去基本信心，这样的国家，朝野没有互信，永远都不会有前途。
《三国演义》开篇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层，将来中共一旦垮台，我们也不要指望短期内即可诞生新的国家政权，中国将陷入长期内乱。那时不能再以军阀混战来解决国家前途，只能通过协商和谈，达成区域共识，进而达成全国性和议，才能避免生灵涂炭。但如果多数国人仍旧不具备理性协商、尊重契约的精神，即使订下协议，仍旧朝不保夕，那样恶性循环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将永难达致终极的自我解放。
中国土地上，最具有理性契约精神的，本来只有香港，因为香港人长年受英国传统文化影响；台湾经过国家体制的和平过渡，现在处理朝野大事，也都遵从宪法与法律行事，至于其他省巿，都在中共治下，那就不提也罢。有中共这个坏榜样，谁尊重契约谁吃亏，那一旦中共垮台，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也是难免的。
设想将来，天下大乱后，恐怕粤港澳先达成某种区域共治的机会比较大，至少在理性传统上，三地的相似度较高，人民的文化传统也接近，利益可以共享，能如此，则有机会示范全国，影响东南沿海，再幅射北方，如此，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死过翻生的出路。
感性激情、革命争霸不能解决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唯有理性为基础的契约精神，能成就“为万世开太平”的远景。但理性是一种文化传统，中国人离建立这种文化传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天下大乱与文化更生哪一样先到，那也只有天晓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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