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乍污那个时代最受人重视的名节”——这个话呢，略有点过。
《河南程氏遗书》中记载：“或曰：古语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绝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程颐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也并未要求广大普通妇女必需守节。

所以程颐的甥女曾经再醮，其侄媳也曾改嫁。程颐在《先公大中家传》中记载其父“取甥女以归，嫁之”，并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并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由此可见程颐对妇女再嫁的同情。

宋代寡妇再嫁具有普遍性，再嫁之女包括上至宗室，下至普通老百姓，并且得到士大夫阶层乃至最高统治者的许可与赞同。宋英宗治平年间诏“令宗室之女再嫁者，祖父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以上，即许为婚姻。”神宗元丰元年“诏宗室祖免以上女，与夫离再嫁者其后夫己者，转一官。”
范纯佑死后，其父范仲淹将其妻改嫁门生王陶。王安石因其子嫌妻，怕儿媳受屈，遂帮助选婿另嫁。二程的亲属中亦不乏改嫁之人。即便是宋英宗的女儿亦曾再嫁。所有这些说明妇女再嫁对于嫁娶双方来说都属正常的社会现象，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未见时人有指责者。

从宋代的记述来看，范仲淹母亲带子改嫁，其实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没有太不容于社会的道德挑剔，只是从范仲淹的经历能看出来，范家与朱家的家风不太宽和，而范仲淹的大度宽容与范母的仁慈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