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共迫害游行。 （图片来源: 看中国摄影图 ）
马姆达尼与杜鹃鸟计划
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加入DSA（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之后，几乎是一夜成名。这个曾经默默无闻、只在大学校园和学术圈活动的小众团体，如今已成长为一个拥有超过8万5千名活跃成员的全国性政治力量。其公开目标直截了当——“废除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由民主运行的经济体系。”
但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街头革命。
他们不再像上世纪的激进左派那样高举红旗、冲击国会、占领广场，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加隐蔽、更加阴险、也更具“智慧”的手段——杜鹃鸟式的渗透。
在自然界中，杜鹃鸟是一种天生的欺骗者。它从不自己筑巢，而是将自己的蛋悄悄放进别的鸟巢里，让毫无戒心的养父母去孵化、喂养。当那只伪装的雏鸟渐渐长大，力量足够时，它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巢中真正的主人——那些无辜的小鸟，一只一只推出巢外，直到整个巢穴只剩下杜鹃鸟的家族。
这正是DSA所采用的政治模式。他们在各地民主党支部中安插人手、渗透竞选团队、操控青年组织，以改革之名行革命之实。
他们并没有公开宣称要推翻民主党，而是伪装成党内的“进步派”，用“社会正义”“平等”“反种族歧视”“经济公平”等听起来正当无比的口号，赢得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的支持。
当民主党以为这些年轻的“进步派”只是带来新鲜血液时，他们早已在内部孕育出一场静悄悄的政变。
以色列揭秘杜鹃鸟战术
越来越多的地方议员、众议员候选人、媒体舆论领袖，开始引用DSA的语言体系——“财富再分配”“系统性不公”“无产阶级代表”“社会化医疗”“全民住房”——这些概念逐渐从学术口号变成了政治纲领。民主党的羽翼正在被替换，而它还以为那是自己的新生力量。
以色列的一个支持组织“金丝雀使命”曾制作过一段令人警醒的视频，用极为形象的比喻揭示这一过程——他们称之为“杜鹃鸟战术（Cuckoo Strategy）”。在他们看来，DSA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而是寄生在民主党体内的“意识形态病毒”，正通过党内提名、地方选举、青年动员、社交媒体宣传等渠道，逐步改写美国政治的基因。这并非危言耸听。
短短几年间，DSA的成员已经进入美国国会、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乃至司法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体制内改革者”。但他们所推动的改革，指向的不是自由与平衡，而是权力的再集中与财富的再分配——用政治正确与道德感召掩盖制度性侵蚀。
就像那只杜鹃鸟，最初看似无害，甚至被当作“盟友”悉心哺育。当它羽翼丰满之时，真正的主人才惊觉：原来自己的巢，已经被别人占领。
事实上，历史从不缺少“杜鹃鸟”的故事。
国民党被中共窃权
中共当年崛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典型的“杜鹃鸟战术”（Cuckoo Strategy）的成功演示。
大家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国民党原本是推翻清帝、建立共和的中坚力量。它的组织、军队、乃至政权体系，几乎包容了当时所有反帝反封建的力量。
而中共最初不过是寄生在这棵大树上的一根藤蔓——它没有土地、没有军队、没有独立的财政，甚至连合法身份都靠国民党的庇护才得以存在。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以“同为反帝反封建”的名义进入国民党，表面上宣称要“协助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实际上却开始在党内、军中、工会与教育体系中悄悄下蛋。
他们在国民党的青年团、工人运动、农民协会里安插党员，在黄埔军校中培养骨干，在国民党中央宣传系统中塑造舆论影响力。
这一切都以“合作”的名义进行，而悄悄地在私下宣传自己“打土豪分田地”的理念。而国民党——那只被利用的宿主鸟——还以为这些红色分子是“同志”，是热血的理想主义者。
等到时机成熟，中共孵化出的“雏鸟”已在各地羽翼丰满。
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迅速转身，利用此前在国民党体系中建立的组织网络、宣传渠道和军队关系，脱壳而出，自立门户。
那一刻，国民党才发现，自己辛苦建立的政治巢穴里，早已满是中共的后代。
中共用国民党的资源壮大自己，用国民党的名义赢得民心，最后却反噬了国民党本体——这正是“杜鹃鸟战术”的完美写照。
在此后的抗战与内战期间，中共更将这套战术发挥到极致。
它在名义上“团结抗日”，实则利用战时的政治真空大肆扩张势力；在战场上保存实力，在舆论上塑造道德高地；在统一战线中寄生，在“民族救亡”的外壳下繁殖自己的力量。
当抗战结束、国民党筋疲力尽时，中共已在农村包围城市，从巢边跃起，成为真正的“主人”。
可以说，中共夺取政权的全过程，就是一场政治生态的“寄生与取代”。
它用“合作”的外衣掩盖了“渗透”的锋芒，用“联盟”的名义实现了“颠覆”的结果。这正是杜鹃鸟的生存逻辑：它不需要筑巢，只需找到一个足够宽容、足够天真的宿主。
“杜鹃鸟战术”并未在1949年登顶之后终止
中共的掌握政权后，中共将这种“寄生与取代”的政治基因制度化、系统化，并在七十余年的对外战略中不断复制、进化。
最早的实验场，就是香港。在英国治下的香港，中共长期扮演“地下同盟者”的角色，通过左派工会、报纸、学校、社团、文化团体逐步渗透社会结构。
五十年代的“工潮”与“反英暴动”，正是这只杜鹃鸟的羽毛首次露出巢外。但它并未急于摊牌，而是潜伏、等待，在港英政府的“容忍与自由”环境中不断壮大。
九七“回归”前后，中共彻底启动“夺巢计划”。它打着“一国两制”的旗号，以“维护繁荣稳定”为名，在香港政坛安插“亲中阵营”、扶植商界代理人、控制传媒、渗透教育，并利用港人对经济发展的依赖心理，让“红色叙事”逐渐取代本地的自由传统。等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时，香港那只象征自由的母鸟，已无力守护自己的巢穴。杜鹃已经长大，展开的是五星红旗的下的蛋。
同样的模式，如今也被复制到台湾与海外华人社会。在台湾，它通过媒体投资、网络宣传、学术交流、政商勾连，以渗透为先。
把“和平统一”“经济利益”“民族认同”包装成善意的蛋，一颗一颗放进台湾的社会巢中。
有的政客甘愿成为“孵蛋的宿主”，有的企业家被经济利益所诱，而普通民众在长期的心理麻醉下，逐渐习惯了那只“红色雏鸟”的存在。
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 中共同样精于此道
它深知直接对抗西方只会引来防御，因此转而使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些柔性词汇作为掩护。
它在非洲投资，在欧洲建港口，在美国大学设孔子学院，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安插代表，逐步改变规则的定义与话语的重心。
这一切都带着“善意”的外壳：“我们只是合作伙伴，我们尊重多元文化。”
但等到他们掌握话语权时，真正的规则早已变成“以中共为中心的秩序”。
这正是“杜鹃鸟战术”的最高境界，目标不再仅仅寄生于一个国家的政党，而是寄生于整个国际体系之内。它让自由世界以为自己在孵化和平、共赢、发展，殊不知孵出的，却是一个以极权逻辑为核心的红色帝国。
从当年的国民党，到今日的民主党；从被渗透的香港，到被分化的台湾；再到被迷惑的西方社会，那只“红色杜鹃”始终在用同一套生存策略，只不过每次换一个巢，每次换一层外衣。
今天的自由世界 正面临与当年国民党相似的困境
民主社会信任协作，却缺乏防御心；媒体推崇多元，却失去了真伪判断；学术界追求包容，却被意识形态俘获；资本追逐利润，却成为红色势力的桥梁。于是，整个开放体系被一层又一层“善意”所麻醉，直到醒来时，发现自由已被悄然掏空。
杜鹃鸟战术的可怕，不在于它的攻击力，而在于它的隐匿性。它不摧毁你，而是让你主动抚育它的后代；它不迫使你屈服，而是让你在自愿中被取代。
这种政治寄生术，比战争更高明，也更危险，因为它让被渗透者仍以为自己是胜利者。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悲剧，是枪炮与革命摧毁了秩序，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危机，则是“善意与宽容”被极权利用，反噬了文明的根基。
自由社会必须重新认识到：真正的包容，不能包容谎言；真正的善意，不能喂养邪恶。
当西方还在为政治正确争论时，那只红色杜鹃已在国际体系中安然筑巢；
当民主党仍在自我陶醉于“进步联盟”的口号时，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在体内孵化。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2025年11月4日这一天，必然被写入美国史册。
纽约市，这座世界金融中心、美国梦的象征、亿万富翁的天堂——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第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市长：34岁的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马姆达尼的胜选，被一些人赞颂为“草根逆袭”；但在更清醒的观察者眼中，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攻势。这场选举，不仅仅是纽约的地方政治事件，更像是一次在美国本土上演的“颜色革命”。
在布鲁克林的胜选集会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高喊着“DSA！DSA！”——那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缩写。就在他们挥舞红旗、欢呼胜利的那一刻，华尔街陷入恐慌，沙特利雅得的金融巨头们面面相觑，而在华盛顿，川普总统紧急召集顾问会议。一场针对美国金融命脉的政治风暴，正在成形。
“草根英雄”的幻像：马姆达尼是谁？媒体塑造的马姆达尼，是一个“移民子弟为民请命”的传奇。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
他出生于乌干达，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哈茂德．马姆达尼——上世纪在非洲建立“乌干达—朝鲜友谊协会”的学者；母亲是印度裔名导演，家庭背景深厚。他就读于纽约最昂贵的私校之一，“银行街儿童学校”，年学费6万美元。
一个从小生长在学术贵族与艺术精英圈的特权阶层，却伪装成“草根革命者”。他的“革命”，更像是一场经过精心编排的舞台剧——而他所代表的，正是全球左翼精英与极权思潮的合流。
马姆达尼的激进轨迹，从未中断。早在大学时期，他就创办“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SJP），为恐怖组织哈马斯辩护。
2021年，他站在纽约街头的反以色列集会上，高喊：“要让所有亲以色列的掌权者付出代价！”——身后是“只有一个解决方案：起义，革命”的标语。
隐形金主 从上海伸出的“红色之手”
马姆达尼的竞选资金与组织能力远超常理。他的团队拥有9万名志愿者，媒体宣传精准、动员高效。
那么问题来了——钱从哪里来？根据多方调查，其背后浮现出一个神秘名字：辛厄姆（Neville Roy Singham）——一位定居上海的美国亿万富翁。
辛厄姆与中共外宣系统“马库文化传播公司”合作，为中共推广“讲好中国故事”；他与中共官员共同出席“战略传播研讨会”，在全球资助左翼媒体与激进组织，构建起一个服务中共叙事的国际网络。
他的资金流向包括：Code Pink（粉色代码）——从反战团体沦为中共女性外宣机构；三大洲研究所——以“反殖民”之名输出中共话语；人民论坛（The People’s Forum）——纽约中共渗透青年与知识界的桥头堡。
这是一张跨国的红色资金网，正在利用“进步”“社会正义”的语言，掩饰其为中共政治目标服务的实质。
资金链与人脉链 纽约的“红色连线”
选举资金追踪揭示两条铁证：第一条是钱：马姆达尼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纽约人为更低成本”，获得两笔来自硅谷AppLovin前高管的共50万美元捐款。而这家公司，被曝由一位与中共有联系的投资人唐浩持股。
这条资金链——从中共背景投资人，到硅谷高管，再到纽约极左候选人——耐人寻味。
第二条是人：马姆达尼的公关战中，一个名为“犹太人支持马姆达尼”的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其负责人正是辛厄姆的外甥女艾丽西亚．辛厄姆．古德温。
换言之，这是红色金主家族直接操盘的选举工程。关键推手刘醇逸与“红色政坛传承”
还有一个名字，必须被提起——纽约州参议员刘醇逸（John Liu）。他是最早被曝与中共统战体系有联系的美国政客之一。
从法拉盛“反法轮功事件”到竞选资金丑闻，他的政治轨迹早已与中共侨团、统战组织纠缠不清。而在选战关键时刻，刘醇逸高调背书马姆达尼，为他赢得大批亚裔摇摆票。
这不仅是政治结盟，更像是一场“红色权力的交接”：老一代中共代理人，正在为新时代的极左代言人铺路。
纽约不是终点，是起点。中共在纽约，不只是一个隐喻。它正在真实发生。而美国自己正在被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包围。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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